我给瘫痪邻居送饭十年，拆迁时她把六百万全留给侄女，我没拦。 两天后，银行打来电话：“程建强先生吗？请您务必来一趟签字。”电话里的声音礼貌而疏离。 我握着手机，站在即将搬空的房间里，窗外是推土机的轰鸣。 那笔钱怎么处理，我早已不关心。 只是薛宝珍这个名字，连同她那间终年弥漫着药味和旧时光气味的屋子，又一次沉沉地压上心头。 她到底还藏着什么话没说？ 那张总是紧抿着、仿佛对全世界都不满意的嘴，在最后时刻，究竟想告诉我什么？ 电话那头还在等待回应，而我只听见自己脉搏在耳膜上跳动的声音。 01 下班铃响过一阵，我才从车床边直起腰。 油污混着汗水，渍在深蓝色工装上，一块深一块浅。 我拧紧最后一个阀门，车间已经空了大半。 窗外天色昏黄，老城区低矮的屋顶连成一片灰蒙蒙的波浪。 我绕去菜市场，这个点的摊位大多在收拾。 肉摊老张看见我，从案板下拎出用塑料袋装好的一截排骨。 “程师傅，给你留着呢，肋排。” 他接过我递去的钱，顺手又往袋子里塞了把小葱。 冬瓜是下午就买好的，放在自行车篮子里，表皮还凝着水珠。 蹬车穿过熟悉的巷子，电线杆上贴满了各种广告，一层盖着一层。 风一吹，纸角哗啦啦地响。 我家住三楼，薛宝珍住我对门。 楼道里的声控灯时灵时不灵，得用力跺脚才肯亮。 我先把菜放回自己屋，换了身干净衣裳，才拎着排骨和冬瓜出来。 敲了三次门，里面才传来窸窸窣窣的动静。 “谁啊？”声音干涩，像生锈的合页。 “我，建强。” 门开了条缝，薛宝珍坐在轮椅上，花白的头发梳得一丝不苟。 她脸上没什么表情，只瞥了一眼我手里的东西。 “又是冬瓜。”她说。 “天热，吃点清淡的舒服。”我侧身挤进门。 屋里光线很暗，窗帘拉着大半，空气里有股淡淡的霉味和药膏味。 我把东西拎进厨房，她的厨房小得转不开身，但每样东西都摆在固定的位置。 锅碗瓢盆擦得发亮，看得出一丝不苟的性格。 我开始洗排骨，焯水，切冬瓜。 水声和菜刀落在砧板上的声音，填满了小小的空间。 薛宝珍的轮椅停在厨房门口，她没看我，眼睛望着窗外那点剩余的天光。 “厂里今天没加班？”她突然问。 “没，最近订单少。”我应着，把姜片放进锅里。 “哦。”她顿了顿，“少了好，总加班人也熬不住。” 这话从她嘴里说出来有点稀奇。 十年了，我们之间的对话大多围绕着饭菜咸淡、天气好坏，或者她身上哪里又疼了。 很少有这样近乎家常的闲聊。 汤在锅里咕嘟咕嘟地滚，白色的水汽升腾起来，模糊了窗户。 我调小了火，让汤慢慢煨着。 客厅的旧电视开着，声音调得很低，正在播本地新闻。 薛宝珍盯着屏幕，手指无意识地摩挲着轮椅扶手。 那扶手已经被摩挲得发亮，露出底下木头的原色。 “快好了，”我说，“再等十五分钟。” 她“嗯”了一声，依旧没回头。 我靠在厨房门框上，看着她的背影。 驼得很厉害，裹在深灰色开衫里，显得格外瘦小。 十年，我从一个壮年汉子变成了鬓角有白发的半老头子。 她也从一个还能勉强扶着墙挪动的老太太，彻底困在了这把轮椅上。 时间在这间屋子里，好像走得格外慢，又格外无情。 汤的香气渐渐溢出来，混着这屋里固有的气味，形成一种复杂的、只属于这里的味道。 我忽然觉得有点累，不是身体上的，是那种日复一日渗进骨头缝里的疲惫。 但我没让自己愣太久。 转身，拿碗，盛汤。 乳白色的汤，冬瓜煮得透明，排骨肉已经酥烂。 我小心地把汤碗放在轮椅扶手的桌板上，又递过去勺子和筷子。 薛宝珍终于转过脸，低头看了看汤。 她拿起勺子，舀了一小口，吹了吹，送进嘴里。 我等着她像往常一样，挑出点毛病。 不是咸了，就是淡了，要么是冬瓜没炖透。 可她没有。 她沉默地喝了半碗汤，吃了几块冬瓜和肉，然后把勺子放下了。 “饱了。”她说。 “再喝点？汤还不少。”我问。 “腻。”她吐出这个字，推开了桌板。 碗里还剩大半碗汤，热气袅袅地升着。 我没再劝，收拾了碗筷去厨房洗。 水很凉，冲刷着手上的油渍。 厨房的窗户对着楼后另一栋旧楼，距离很近，能看见对面人家晾着的衣服在风里晃。 洗好碗，擦干手，我走回客厅。 薛宝珍已经自己挪到了靠墙的床边，正费力地想从轮椅转移到床上。 我走过去，扶住她的胳膊。 她身体很轻，骨头硌着我的手。 “我自己能行。”她嘴上说着，手臂却借了我的力。 躺好后，她拉过薄被盖到腰间，闭上眼睛。 “我走了，”我说，“门给您带上。” 她没睁眼，只摆了摆手。 那手势很轻，带着一种挥之不去的倦意。 我轻轻带上门，钥匙转动，锁舌咔哒一声合拢。 站在昏暗的楼道里，声控灯已经灭了。 我跺了跺脚，灯没亮。 就着对面我家门缝里透出的光，我摸出钥匙，打开了自家的门。 屋里一片冷清，和我早上离开时一模一样。 02 接下来的几天，薛宝珍在饭桌上依旧话少。 但那种少，和以往不太一样。 以前是带着刺的沉默，现在却像在琢磨什么，有点心不在焉。 冬瓜排骨汤之后，我试着做过番茄鸡蛋面，清蒸鲈鱼，还有她以前说过一次想吃的酒酿圆